本文作者為李輝/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社會心理的迷失：恐共唱蝗，加劇分離

回歸以後，某些媒體背棄專業操守和職業道德，在新聞和出版自由的保護傘下，用獵奇、仇視、嘲笑、誇張、以偏概全的手法來強化報道中國負面新聞，將中國妖魔化，成功對香港市民洗腦，令港人抗拒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而某些政客和政治團體掀起的「去中國化」運動暗湧不斷，令回歸以後成長起來的年輕港人對中國更無歸屬感，反而懷念他們不曾經歷的「港英時代」，「港獨」意識抬頭。而不斷炒作劉曉波、李旺陽以及最近的李波等事件，更成功強化港人恐共反共的心理，將其演化成港人的本能恐慌。在香港，中共竟然被妖魔化和污名化。在年輕人的思維邏輯中，親中就是親共，國教就是染紅，愛國就是有罪。另外，由於兩地矛盾的加劇，唱蝗排中現象日見激烈，青年學生再次成為歧視中國與反中國的急先鋒。一般成年人不會公開表達自己的歧視和敵意，但青年學生卻無知者無畏。他們在表達歧視的時候往往帶着一種使命感，認為社會大眾也都歧視「中國人」而只是不敢說出來，如果他們再不站出來，香港就完蛋了。在一系列的滑坡邏輯錯誤中，他們逐步走向了「港獨」和暴力抗警。

教育改革的迷失：中史和國教缺失，通識成為洗腦科

回歸以來一大失誤就是千禧教改失敗。主要問題有三：一是取消中史的獨立成科地位，導致很多學校沒有中史，中史老師轉教通識科。一個國家的公民如果連本國歷史都不了解，還奢談什麼通識和國民教育呢？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香港大中學生比其港英殖民教育下的父輩更不了解中國史，更不認識中華民族。二是推出通識。通識是一種態度和追求，但絕不是一門學科，學生在未有掌握扎實的中國地理、歷史和人文知識的情況下「學習」通識科，只會培養出虛妄的批判和熟練的應試，上課變成吹水，考試需要死背，最後變成「通通不識」。三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胎死腹中。由於教育局主持國教科修訂的官員或有心、或無意的失誤，國教科被無限期擱置。這樣，教改的結果變成：關閉了香港學生認識中國、關心祖國的大門，同時又打開了膚淺批判、被人洗腦的另一扇大門。如此火燒連環船的教改，如非龐統臥底獻計，又如何能夠成功瞞天過海？

邏輯思維的迷失：全民邏輯思維混亂

通識教育科因為沒有專門的學科支撐，也沒有相應的教材，最終變成「吹水科」。更令人痛心的是，由於缺乏正確的邏輯思維訓練，青年學生的思考往往是非理性、反科學的。他們或有心、或無意地常犯以下三種邏輯錯誤。一是稻草人錯誤，即故意曲解對方的論點並針對曲解後的論點（替身稻草人）進行政擊，再宣稱已推翻對方論點。二是滑坡謬誤，即在一連串的因果推斷論述中，把部分只是「可能性」的東西說成是必然的因果，從而導致整個邏輯鏈條的內在斷裂，進而形成從A到Z的滑坡謬誤。三是類比錯誤，即將兩個不同的事物進行類比，認為發生在A的情況也必會發生在B上。這樣只看到了兩者表層的共性，而忽略了深層的差異。例如，他們將此次旺角暴亂自比為辛亥革命，認為必須像孫中山一樣發動多次武裝起義才能推翻「暴政」。而事實上，腐敗的滿清政府與當下的特區政府並不具備任何可比性，而他們的所作所為與孫中山革命也相差甚遠，不可類比。

法治建設的迷失：從法治精神到知法犯法

法治精神一直是本港核心價值。但以戴耀廷為首的某些教授卻以法律專家的身份，通過所謂的「佔中」顛覆了法治精神，歪曲了「公民抗命」的意義，鼓吹「隨街犯法」，將知法犯法合理化，打開了破壞香港法治的潘朵拉盒子，埋下了旺角暴動的種子。旺角暴亂以後，作為破壞香港法治推手的戴耀廷，只在他的面書上大談「暴動」的定義，卻未有批評這次集體破壞法治的反社會行為。作為其弟子門生，港大學生會自然是歌頌旺角暴動「義舉」，把暴徒封為「義士」。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知法犯法、破壞法治。另一推手陳文敏還在網上叫囂「國之將亡」，而事實是，如法治不存，香港將亡矣。

綜上所述，此次旺角暴亂實是歷史的必然，是國際大環境和香港小氣候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這場政治風暴，雖然比預期的來得早一些，但早到好過晚來。俗語有云：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它只會令港人警醒，讓外人反思，令香港前行。因為，它只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光明終將來臨。

原文轉載自《文匯報》 2016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