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卓祺是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本文初一完稿，初二電視上看到旺角暴亂，便加入以下一段。一小撮香港大學（港大）學生校園鬧事與旺角暴徒擲磚及揮舞木棍襲警、放火背後邏輯相通，就是認為警方及政府所行使的管治權力是制度暴力，所以要勇武反抗，以暴易暴。例如有3位學生被捕，港大學生會臉書上的聲明便是這樣寫： 「持槍匪類至少拘捕了3名港大同學……」因此，他們用的粗言穢語以至暴力都是正義的，具有相同的內在邏輯。即是說，旺角暴亂是港大學生校園內鬧事的升級版而已。

旺角暴亂是學生校園鬧事升級版

本文從五四運動後北京大學（北大）學生在校園內鬧事，校長蔡元培介入，到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所謂強硬作風，解釋這一小撮港大學生鬧事與民主政體及互聯網的相關性，並點出李國章的強硬作風對於沉醉於虛擬劣質民主廣場的年輕人實有需要。

大家應該聽過北大校長蔡元培介入的「北大講義風波」。這一位有傳統文人風骨的學者，支持學生在五四運動的示威、遊行，反對北洋政府賣國喪權；但當學生變得只重權利，不講責任，他一樣挺身而出，指摘學生。事件緣由，當時在北大校園有數百名學生湧到教室和辦公室，要找那個主張學生要交講義費規定的人算帳。蔡元培到場說： 「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哪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見蔣夢麟《西潮》）所謂是其是、非其非，就是這個道理。

蔡元培與李國章的模範

今天港大的一小撮激進學生，在佔領運動失敗後，退回大學校園，藉特區政府委任李國章成為校委會主席而繼續鬧事。最令人矚目的是，在1 月26 日晚上，校委會，包括後來帶頭鬧事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在內，一致通過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大學的管治問題。當時學生包圍校委會主席及委員的混亂情况及學生的粗暴表現，包括用粗言穢語辱罵、圍堵及涉嫌禁錮希望離開的校委，實在令人反思理論上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為何如此表現低賤。一直對學生態度寬容的校長馬斐森亦事後表示，當晚學生行為是暴民統治（mob rule），他亦感覺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我亦身為大學教授，有一個職業習慣，就是對學生過錯盡量採取包容，希望給予學生改正的機會。這是沒有錯的。不過，我們還應該有一些基本底線。就是對學生一些基本問題如道德操守及嚴重觸犯規例，就應該嚴肅處理，或有所處罰，以免姑息養奸！古語所謂「設刑罰者，使民有所懼也」，刑罰其實是佐德助治。

今天我們的問題是，社會輿論及大學老師一般對學生太過包容，使他們變本加厲，自以為是，最終淪為校長馬斐森所形容的暴民。蔡元培挺身而出，對學生是其是、非其非，對近100 年後今天的香港，實有現實意義！同樣道理，李國章敢於公開指摘學生如中了毒，當日衝擊事件為暴動。或者他的一些指控如政黨操控只有環境證供，有點瑕疵，但我們必須看到大處。他這種強硬作風客觀上起着一種模範作風，讓更多人加入「勁草」行列。香港需要更多李國章，而不是沉默或討好學生，不問是非、毫無原則的老好人，要敢於向一小撮頑劣的滋事分子說不！

暴民是怎樣煉成的

馬斐森對學生衝擊校委會的用詞是「暴民統治」（mob rule）或可用「暴民政治」（mobocracy），都是源於古希臘城邦的直接民主政體的評價，即公民在廣場大會直接參與決策的政權的劣質表現。究其原因，是廣場公民大會的現場辯論，民眾容易受到煽動家（demagogue）的鼓動，而做出錯誤的決定。因此，自希臘哲者如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以下到美國立國的國父輩，都對直接民主政體採取否定態度。

希臘哲者對直接民主的憂慮亦被意大利歷時1100年的威尼斯共和國（697－1797）的統治者及民眾所認同。根據塩野七生描述威尼斯政治的技術，自1172年，為了防範知名度高的有力人士在市民大會勝出，共和國元首（doge）改由國會選出，市民大會只有確認權。這個改變，是因為他們認為市民大會容易被煽動家操縱，對城邦的利益有所損害。

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美國立國的經驗。大家可能聽過《聯邦人論文》（The Federalist Papers）一共85 篇，美國立國國父麥迪遜及咸美頓等人對政體設計背後理念的看法，亦具有現實意義。麥迪遜認為直接民主容易受到激情感染，極端言論容易傳播予大部分人，造成民主暴政（第10及63篇）。因此他鼓吹共和政體，由公民選舉少數政治精英做代議士，而非直接民主。

麥迪遜所擔憂直接民主容易傳播極端激情的看法，對我們解釋港大一小撮激進學生的暴民現象十分有用。所謂激情的用詞源於十七八世紀歐洲哲學家反思君主、貴族基於榮譽及宗教信仰互相征伐，背後都有激情、非理性的因素。謠言、偏見滲透政治造成仇恨、殺戳，而人民受到戰亂蹂躪。

社交網的錯——阿拉伯之春的總結

最近《紐約時報》著名評論員Thomas Friedman寫了一篇名為〈社交媒體：摧毁者或是創造者？〉（2月3日）。文中介紹2011年透過互聯網推動埃及阿拉伯之春的青年，現在居於美國矽谷的Ghonim對透過互聯網改革社會的反思。Ghonim在上載於TED（一個美國非營利機構的演講視頻共享平台）表示他在阿拉伯之春後講過： 「如果你想解放一個社會，你所需要的是互聯網。」今天他承認是錯的。他認為革命的興奮過後，「由於我們不能夠建立共識，政治鬥爭引致兩極分化加劇」；社交媒體「促進不實消息、謠言、回音室（echo chamber）及仇恨言論」，只是擴大兩極分化。

他還說，社交媒體一代的問題是不知怎樣處理謠言；我們只是與意見相同者溝通（作者按：組群同質性高，缺乏不同意見制衡）；網上討論很快將人變成憤怒的暴民（作者按：有如螺旋效應，如「瘋傳」）；由於社交媒體的速度及要求簡潔，我們被迫在140個字之內要對複雜的世界事務很快作出結論及提出尖銳的意見。最後他的結論是： 「今天，我相信如果我們想解放社會，我們需要先解放互聯網絡。」Ghonim反思阿拉伯之春的革命經驗，看到現代科技發達，人與人的溝通是加快、傳播能力強，但效果是使激情、偏見及仇恨更容易傳播，而沒有理性的過濾。社交媒體就像一個虛擬的希臘城邦的廣場大會，容易受煽動家的影響而做出違反社會、國家及個人利益的事情。

本文討論港大學生鬧事就是例證。事後校委文灼非公開指摘學生校委馮敬恩在會議選擇性發放信息（當然是透過手機的網上平台），指校委會採取拖延，明顯與事實不符。平時謙謙君子的文灼非亦有點動氣的表示，不是滿足了學生的要求設立專責小組嗎？還要圍堵校委！不過，學生罷課委員會的一位同學事後表示並非消息來源出錯，是同學「看錯」信息！這個解釋當然可信性不高。如果是的話，我們可以想像，這個學生鬧事的群體處於什麼精神狀態？李國章批評他們好像中了毒，看來並沒有說錯！

互聯網世代的虛擬民主廣場及老好人

人與動物的分別是擁有自由意志，能夠反思及超越基本需要的滿足。即是說，個人不能諉過於科技或他人，不然，他╱她便淪為動物層次，受物慾控制。明顯地，科技的發達並不表示利用科技的人文明了、理性了！相反，新科技的社交媒體有溝通、傳播上的缺陷，因用者注意力短暫及標奇立異才能引起注意，這樣便會容易傳播激情、偏見、謠言。但它卻使新世代的年輕人跨越時空，有機會一嘗希臘城邦民主廣場的經驗。當然這是一個虛擬的劣質民主廣場，每個人都希望有更高的生活水準及自由，但不問社會代價、個人責任及社會發展背景。結果在每個人都有一部智能電話的世代，只製造更多的Ghonim。

基於以上分析，李國章教授的所謂強硬作風實有時代的需要。只有這樣，一些沉醉於虛擬民主廣場的極端分子的荒謬及為害之處才會突顯出來。這個互聯網世代，小眾激情做出暴力言行而不自知。而我們面對的還有沉默大多數及一些老好人，當然我們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煽動家。對學生姑息，其實是害了他們、害了社會！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6年2月13日

原圖：巴士的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