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名記者日前因連續追蹤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被警方扣查一個半小時，事件觸動新聞和採訪自由的敏感神經，引發部分新聞團體的反彈，並對報警的吳克儉和接報執法的警方，進行批評和抗議。面對爭議，若有任何一方偏執護短，都只會將問題扭曲。新聞自由當然須予尊重，但個人的自由、私隱和人身安全呢？是否被調查者說一句「我是記者」，正在執法的警員便要立即舉手放行？

現代文明社會講求問責透明，新聞自由因在維護市民知情權和傳媒監察權方面，可以發揮關鍵性的保護傘作用，所以被奉為政府三權分立以外的「第四權」。必須指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是落實管治的國家權力，而新聞自由則是方便傳媒運作的權利，兩者的概念和性質截然不同，不容混淆偷換。既只屬權利，就必然有其界線、底線和問責。本文現集中討論涉及今次爭議的「狗仔隊」新聞。

不容妄享特權

第一，「狗仔隊」只是跟蹤，不是真正的採訪，未算是處理新聞。

所謂「狗仔隊」新聞，只是通過長時間緊盯追蹤，掌握目標人物的行蹤人脈，以便發掘新聞苗頭，或者符合調查需要的證據，即使期間有什麼特殊發現，一般仍只是遠遠地偷拍偷錄，不會趨前以記者身份進行訪問。因此，有關行動在形式上是簡單跟蹤，在內容上則是資料搜集，談不上是真正的採訪，更要待日後有機會整合成為一篇報道之後才可算是新聞。若不屬新聞採訪的範疇，就不能竊據新聞自由的禮遇。

第二，「吊靴鬼」式跟蹤是希望對手犯錯執死雞，追蹤調查則是主動揭瘡疤。

依據美國「水門事件」所訂下的範例，要監察社會，就要有不拘一格、遊走法律邊緣的調查報道，而在公義之下，大家都願意犧牲部分個人權利。不過，「狗仔隊」現行的「吊靴鬼」式跟蹤，是否符合公義，值得商榷。目前絕大多數的「狗仔隊」絕非因犯罪、腐敗或醜聞而進行跟蹤，而是針對城中名人而進行追蹤，希望藉此發掘新聞素材。本人的一名年輕未婚富二代朋友，因傳媒想知道他的另一半是誰，就曾遭連續6日，全日24小時跟蹤，但這類新聞，是為了彰顯社會公義，還是滿足讀者的八卦？雖然最後什麼新聞都沒有，但當事人及其親友卻為此承受無遮無掩的煎熬，公道嗎？應繼續任由傳媒以新聞自由之名，進行這種損人但未必利己的行徑嗎？更重要的是，發布有關報道，是為了維護社會公義，還是遂行一己私利，甚至作為外國力量代理人的任務？相關傳媒有責任向被緊跟的對象和公眾作出交代。

第三，傳媒龍蛇混雜，追蹤既可為調查，更可為犯罪，不接受規管就不容享有特權。

今時今日，媒體氾濫，沒有行業自律，也不存在政府監管，任何人都可註冊成立媒體，既有傳統的文字和電子傳統，更有不知何方神聖的網媒和公民記者，記者證不過是一件印刷品，誰都可自稱記者。要享有「第四權」的通行證，就必須履行建設性社會責任，以及有力防堵掛羊頭賣狗肉的私欲賤賊。不設底線、不提問責機制，就不容妄享特權。

原文轉載自《香港商報》2016年1月4日

原圖：ta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