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筆者仍在執法部門工作，當年法律界有兩個「響噹噹」的名字：余叔韶和列顯倫，能夠有機會在法庭聽到他們滔滔雄辯，簡直「聽出耳油」！列顯倫特別值得欽佩的，是他後來放棄高收入的私人執業業務，加入司法機構做高等法院法官，更在特區政府成立時被委任為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地位德高望重，故當他近日就司法覆核被濫用問題提出權威性意見，簡直是當頭棒喝，值得司法界和法律界人士好好檢討。尤其值得敬重者，是他明知現時傳媒轉述的法律意見，大都採用具泛民背景的人士的言論，有關批評，很易受到嚴厲抨擊，仍然無畏無懼說出心底話，社會實應向他鼓掌！

令重大基建房屋工程延誤

司法覆核被濫用的情況日益嚴重，去年的司法覆核就有超過一百六十宗，其中大部分都被判敗訴，但已令很多重大基建和房屋工程延誤。近年，很多司法覆核都不是為伸張正義，而是被反政府人士濫用司法程序來阻撓特區政府運作，甚至是單純針對特首梁振英本人，希望令他及政府寸步難行！這些經常將法治放在嘴邊的人，如此濫用司法程序，簡直荒謬至極！

正如列顯倫指出，港珠澳大橋的司法覆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有報道指事件是由公民黨主導，安排一名申請綜援的市民，靠法援免費「打官司」，過程中聘用的法律人員，大都具公民黨背景，如此安排是否恰當，社會已有公論。最無奈是原審法官竟判他們勝訴，要終審法院撥亂反正，整項工程已被耽誤一年多，損失費用高達六十六億，而且全由香港納稅人承擔！香港社會實在不能容忍這些荒謬情況繼續存在。

政黨利用低收入人士

我個人會將司法覆核分開兩種，第一種是企業或個人直接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他們願意承擔所有訴訟費用和可能敗訴後的結果。雖然個別案件都有濫用情況，但這不是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是政客政黨利用低收入人士做代理人，申請免費法援，用納稅人的錢去提出司法覆核，敗訴後亦不用承擔任何懲罰，由納稅人結帳。

法援署提高門檻

針對這些情況，筆者認為法援處應該好好把關保障納稅人，建議如下：

1）法援署應該提高門檻，由現時「可能有得打」提升到「有合理勝訴根據」（realistic chance of success）才批出法援，減少無謂訴訟；

2）拒絕接受政黨的代理人。對申請人做一個詳細的會面和盤問，由他對事情的理解，應該可以判斷他是否只是某些政客的「代理人」；

3）嚴格根據標準的律師費用，不接受因申請人特別推薦某些律師，而要付出遠超標準的高昂律師費；

4）規定申請人一定要承受最低訴訟財政承擔，例如百分之十的訴訟費用及敗訴後的「懲處」。就算是綜援領取人亦要承受破產的後果及個人名譽的傷害等；

5）對影響政府重大基建工程的司法覆核更要嚴謹處理，可以成立一個專家小組，由退休高等法院法官任主席，先諮詢他們的專業意見然後再批准申請。

設特別法庭

司法機構方面，本人建議：

1）成立專門處理司法覆核案的特別法庭，由一名對司法覆核有專門知識的法官負責，減低錯判的可能。現時每年有超過一百六十宗這類案件，有足夠理據成立專門法庭。此安排亦有先例可循，如多年前人權法實施時，亦曾設立人權法庭處理眾多有關案件；

2）設立一條加快處理司法覆核案件的渠道，從初步批准、原訟法庭至上訴都能在較短時間完成。如果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更有優先程序。

最後，筆者建議立法會議員把握這個黃金機會，在立法會提出議案，要求司法機構及法律援助署認真檢討和實施有效措施，減低司法覆核遭濫用的機會。

原文轉載自《星島日報》2015年12月15日

原圖：bbc.co.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