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

近日大學管治成為熱話，學術自由、院校自主成為主題。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和學術自由風馬牛不相及，至於院校自主的說法，則沒有實質內容。

院校自主和我們經常講的「高度自治」一樣，不能抽空地說，香港是法治社會，必須具體根據法律條文進行。

香港有八大院校，每間院校各有不同歷史，有些如港大當年是由政府成立，有些如浸會和嶺南，則由私立再轉變為公帑資助。因此釐定各大學管治架構的大學條例，各有不同。即使是嶺大和浸大，雖然都是私轉公，但兩間的條例都不同。不按條例辦事，豈非變成人治？

八大由公帑資助，而且所費不菲。政府在各間院校的管治，要向社會問責，接受立法會的質詢，到立法會備詢的，是政府，不是校長，更不是校董會。因此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要有相應的權力。也因此過去由總督，回歸後由行政長官任校監，除禮儀職責外，有其需要。

此外，特區政府成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作為法定機構，任命成員，教資會對各大學的撥款，也是來自公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大學的管治和學術水平的促進，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更重要的是，這種行政機關、立法會和各大學之間的資助和問責關係，一向行之有效，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大學學術自由受影響。把行之有效的問責制度隨意改變，政府只負責派錢，之後不聞不問，又是否對納稅人負責任的表現呢？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2015年10月26日

原圖：ugc.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