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香港大學最新的《校務委員會成員行為守則》，保密要求已由「一般應將（normally necessary）校委會議程、輔助文件及會議記錄保密」，於本年8月更新成「絕對應將（absolutely necessary）校委會議程、輔助文件及會議紀錄保密」。守則只承認校委會主席梁智鴻作為校委會唯一對外發言人。各委員在上任前已就該守則簽署約章，以白紙黑字的合約條文保護保密制度。2015 年9 月29 日，香港大學校委會以12：8 的投票結果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基於保密原則，校委會不能交代否決原因。學生代表馮敬恩在會後擅自透露其他校委的意見和取態，嚴重違反保密協議。身為大律師的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在媒體上為馮辯護時表示：「在副校長任命一事，校委屬委託人身份，應保障公眾利益，維護學術自由。」這三個理據都錯了。

校委不是委託人

即便校委是由行政長官委任或是由全體學生投票當選，校委亦不屬於委託人身份。據理解，委託人只可能有兩種可能性，就是信託人（trustee） 或代理人（agent）。先談信託人，校委與學生之間顯然不是一種信託關係。首先信託關係之中必須要有信託實物，校委與學生之間有任何信託實物？而且學生明白在選舉大會中是去選出代表，並不是要開創任何信託。再談代理人，就一段代理關係而言，當代理人或主事人明示或默示的授權，並同意代表該主事人行事，代理關係才能成立。那麼假設學生會會長與港大學生們存在代理關係，那麼他便必須跟從同學們的意願去行事。可是，現實之中，同學們的立場意見不可能一致，假若學生會會長遵循了部分同學的指令，定必會忽視另一些同學的指令。這樣，學生代表豈不是違背了代理人的責任？所以校委亦不是代理人。既然校委不是信託人亦不是代理人，校委自然沒有委託人身份。

陳文敏個人升遷不涉公眾利益

就應保障公眾利益一點，郭補充道：「普通法有案例說明公眾知情權可凌駕保密責任，在80 年代，澳洲政府曾以保密為由，希望阻止國防外交資料流出，最終澳洲最高法院以公眾知情權為由判政府敗訴，因此馮敬恩洩密是否有錯值得商榷。」

郭榮鏗所提及的案例其實是Attorney-General(United Kingdom) v Heinemann Publishers AustraliaPty Ltd (1988) 165 CLR 30，但他搞錯了案件中的重要事實。在該案中，英國軍情五處與其前特工於入職前已簽訂一封保密協議，嚴禁特工不得將在軍情五處內的工作見聞洩漏，而該特工離職後，即積極尋找出版商將其於軍情五處內的所見所聞出版成書，由於英國沒有出版商願意為其出版，輾轉之下該特工找到案中的澳洲出版商願意為他出版該書。該書出版後在各大書店暢銷，英國政府才要求澳洲律政司向法庭申請禁制令，阻止該書繼續銷售。雖然法庭認為案中特工及出版商明顯地違反保密責任，但是保密內容已經被公諸於世，申請禁制令已無助將保密內容保密，故判政府敗訴。簡而言之，法庭肯定案中資料應予以保密。郭榮鏗一知半解錯誤引用該案例。

另外，郭榮鏗對公眾利益理解錯誤。大家可能會質疑：香港大學是香港市民有可能入讀的學府，或就讀本科或持續進修，似乎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郭榮鏗何錯之有？從法律的角度切入，並非所有與公眾有關的事宜便可統稱為公眾利益，有法律已經為「公眾利益」下了明確定義。

在Commonwealth v John Fairfax & Sons (1980) 147CLR 39 一案中， 澳洲高等法院為何謂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下了全面的定義，該案主審為梅師賢大法官，亦同為前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公眾利益」是指：-

（1）保護社區免受毀滅、破壞或傷害。

（2） 有關違反國家安全之事宜。

（3） 對公眾構成危險之事宜。

倘若洩露的資料涉及上述的任何範疇，公眾知情權便不應該受到限制以保障公眾利益。但在本次洩密事件中，港大一個教職員的委任、升遷或降職，顯然不屬於上述任何一個類別，完全和社區毀滅、國家安全及公眾危險無關，所以公眾知情權在港大事件上不可凌駕的保密責任。

陳文敏升遷與學術自由無關

郭榮鏗認為，校委應披露會議內容以維護學術自由。這完全是混淆視聽之說。《基本法》第34 條賦予的學術自由，是「自由地進行學術研究」。在副校長任命一事上，宏觀來看，是一件學校管理事宜，微觀則是個人升遷問題。這與陳文敏能否「自由地進行學術研究」無絲毫關係。難道陳文敏升任副校長就能「自由地進行學術研究」， 不能升任就不能「自由地進行學術研究」？難道陳文敏所寫的書籍、所發表的文章、所作的演講全部不存在？

希望郭大律師以後多讀書，不要一知半解；用真誠，不要為達到政治目的而曲解法律。

原文轉載自《文匯報》2015年10月14日

原圖：bastillepost、metro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