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提到激進派如何騎劫社會運動，而佔中亦如同香港的一場大病。歐美研究有所謂gravitation towards the extreme，意即步向兩極的引力，佔中如何一步步走向激進的過程，大家都親身體會過、經歷過；在這場大病過後，香港該研究如何走過「康復」、「治療」和「預防」這個過程，應是佔中一周年這刻相對重要的事情。

香港背靠祖國，受惠於國家「走出去」的策略，即使是佔中爆發期間，「滬港通」仍然在去年11月開通，令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進一步鞏固。雖然實施初期各界對「滬港通」抱有懷疑，但到了今年初，「港股通」使用額度首度用盡，有關疑慮便一掃而空了。今年4月，針對水貨客打擾香港市民生活的問題，內地也適時調整了自由行政策，深圳居民由「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令困擾香港市民的水貨客問題得以紓緩。諸如此類的措施，均對香港經濟以至人心的「康復」，營造了良好的環境。

當然，大病過後，雖然有了康復的基本條件，但治療始終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是為期79天的佔中，令普羅群眾的生活均受影響，特別是運輸業界與零售界更是首當其衝，受到打擊；即使是佔中過後，由此衍生的「鳩嗚」行動、光復行動等激進抗爭行動，亦一直纏繞着小商戶。

因此，治療方案中必須包括「理性」和「包容」，再進一步則是希望各界能提供建設性意見，包括如何促進旅遊業健康發展、如何推動落後多時的創新科技發展等等，這一切一切，均要聽取各持份者的意見，在社會凝聚共識，讓香港真真正正的走出佔中的陰霾。具體行動上，我們必須齊心一致，向暴力衝擊、向違法抗爭、向驅趕遊客這些激進行動說「不」，否則，「治療」就難以得到效果。

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筆者身為醫者，深明預防的重要性。須知道，人之所以生病，正正是抵抗力敵不過細菌和病毒，以此道理放諸佔中、放諸香港去看，首先在社會層面上，每個人都要作出反思，調整一下「角度」，才能「預防」佔中重臨。

佔中顯示，部分港人不懂得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和責任），遑論明白國家在世界發展中的角色。只要大家眼界放得闊放得遠，就會明白香港的政改，也關係到國家的發展，所以必須顧及「一國」的原則，否則就會給其他勢力有機可乘，借香港政改來損害中國。

本文無意拋出什麼「外力干預論」，但如果大家不明白香港在國家中的角色、不明白國家在國際形勢中所處的位置，事事只講本土利益，那麼，佔中這個大病即使好過來，也還是會有下一次再生大病的可能。

除了市民要反思，那些發起社會運動的人更須反思。香港不是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更不是曼德拉成長的南非，香港擁有行之已久且有效的規章制度，擁有足以為世界各地所稱羨的法治廉潔，也擁有正當合理的渠道讓市民表達意見，那些什麼「違法達義」、「以武制暴」等等激進違法行徑，完全是不必要的。

佔中的失敗和失控已完完全全暴露了激進的不可行，徒有巨大代價而沒有成果。從事社會運動的人，確實有責任控制好整場運動，而不是堂而皇之擺出一副控制不了、事不關己的態度。社會運動還會有下一回，這一次佔中的慘痛教訓，正好為下一次如何「預防」變質並導致香港大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雖然佔中的確是一場大病，但畢竟沒有拖垮整個香港，只要專心康復，做好治療，作出預防，那麼，香港的前景仍是一片美好，繼續展現那東方之珠的輝煌。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 2015年10月10日

原圖：bastille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