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定罪服刑後，前特首曾蔭權亦捲入廉政風暴，被落案控以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雖然當中的是非真相仍有待法院審理釐清，但事件已對香港的廉潔形象造成嚴峻衝擊，也令市民把本港的廉潔評分拖至自1998年以來的新低。政府有責任在反貪打腐的國策下，果斷執法、審慎修法，以加強規管高官、加強廉政建設，化危機為轉機。

2012年，曾蔭權的特首任期臨近交接的階段，突然被密集爆料，揭發其任內的多宗涉嫌行為失當的個案，廉署立案調查逾3年半後，終於就涉及其深圳租屋事件提出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指控，至於其他多項有關外訪接待和外訪豪花的指控，則因證據不足而未提檢控。很明顯，這與公眾對高官，尤其是特首須比白更白的廉潔期望，有顯著落差。正因如此，在曾蔭權事件上，輿論焦點隨即轉移到對現任特首的監控和質疑，並且要求修訂《防止賄賂條例》，把特首納入監管範圍。

本來，在法治社會，任何加強執法、完善法例的建議，都是進步而應予肯定的，但這一波回應，借曾蔭權打梁振英的政治企圖之心過強，手法更異常粗糙，令衝擊波謊話連篇、誤導連連、失焦亂撞，為針對而針對。不過，大鬧一輪之後，法治恐由「逆轉勝」淪為「逆續敗」，各方皆輸、佔中翻版！

第一，目前並非貪腐「刑不上特首」，因為根據現行法例，就涉及利益衝突/賄賂的罪行、 利益/投資申報、接受利益、接受款待、離職後工作，以及懲處等方面，分別受《基本法》、普通法中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和賄賂罪、《防止賄賂條例》部分條款、《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行政會議利益申報制度、行政長官獲贈禮物名冊，以及前任行政長官離職後工作規限等法定制度的規範，一切均有法可援。

第二，目前《防止賄賂條例》「刑不上特首」的條款只有當中的第3條和第8條。其中，第3條規定任何索取或收受利益均須經特首批准；第8條則是規範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這兩條規定明顯並非針對特首，不適用於特首是理所當然的。

事實上，除明文規範的《防止賄賂條例》，當局仍可引用普通法中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和賄賂罪，以對公職人員的貪腐行為採取行動。因此，即使在《防止賄賂條例》中獲得部分豁免，只是引用法例不同，特首從來不曾「冇王管」。

第三，特首在私人活動上接受超豪款待，以及在公職外訪時享受高檔服務，社會觀感拙劣，是超低級的反智行為，但若是沒有觸及利益輸送或對價關係，我們也只能狠批，無法究治。當然，若堅持是超越法律進行道德審判，就只能引用內地的「黨紀」，進行「雙規」，這是大家所想的嗎？否則就要接受法治的局限。

第四，若要修改《防止賄賂條例》，要實行由李國能領導的委員會所提的36項建議、要嚴加規範特首，都應該，但管什麼呢？身為特區之首，如何申索或接受利益？其權力來源？是事前審核還是事後確認？涉及外交和內交事宜的餽贈如何處理？以及如何防止被利用為政爭工具？如何防止由此引發的權力傾軋？這都不是一句合理懷疑便可輕輕帶過。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10月9日

原圖：wenweip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