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梁振英/行政長官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重要的理念問題。就特區政府的職責，我和特區政府同事願意秉持「對事不對人」的原則，與各界人士切磋交流，並向社會交代。

去年十一月，自由黨在《施政報告》諮詢時，向我提交意見書，意見書第四十五段建議政府「更主動協助港商……拓展業務及商機……並協助在廣東面對成本急漲的數以萬計香港中小企業，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如到緬甸開設『香港工業園』等」。

自由黨倡助建海外工業園

二○一二年十一月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自由黨鍾國斌議員質詢政府「會否考慮向中小企提供更多資助，例如協助他們到緬甸等海外地區投資建立工業園……」。

最近，鍾國斌議員多次提醒政府勿「越界」。他認為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行之有效。

甚麼是積極不干預？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一年出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說︰ 「一般而言，政府不該憑其商業判斷插手經濟運作。若然不能依靠以身犯險的生意人作決定，我們根本沒有前途可言。」

在緬甸建立工業園，「協助在廣東面對成本急漲的數以萬計香港中小企業，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這個提議，在港英年代肯定不容於「積極不干預」政策。郭伯偉先生大概會堅持這是生意人應有的「以身犯險」。

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工業面臨工資和土地成本急漲問題，情況和近年珠三角類似，當年香港廠商自己胼手胝足將生產地轉移到深圳和東莞等地。在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下，協助港商在珠三角建香港工業園區沒有出現。

自由黨提出的緬甸工業園構思，涉及數以萬計的港商，而且遠涉重洋，特區政府出面，還涉及外交，比我主張的「適度有為」更加有為。

周邊政府都大力支持當地產業

在所謂「積極不干預」年代，英資在香港多個行業有特權，甚至有壟斷性的特權，英資企業代表在行政立法兩局有常設議席，港英政府有專買英國貨的政策，有對英國學歷的堅持，有對外國金融機構來港發展業務的限制，在在說明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嚴重局限性、傾斜性和選擇性，是否行之有效？

在香港經濟騰飛年代，韓國、台灣和新加坡政府在經濟的介入上更深。韓國近年在創意文化產業飛躍發展，香港人十分欣羨。我去年官式訪問韓國，特意提出和有關政府部門面談，我的認識是，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並非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產物。香港周邊的經濟體政府，都大力支持甚至資助當地的產業發展，香港的業界不能單打獨鬥，以一敵二。

滬港通是適度有為的例子

我在競選時提出「適度有為」的主張，政綱上說明：「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政府應該適度有為，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前提，更積極發揮市場推動者和引導者的作用，促進經濟發展。」滬港通的開通，便是適度有為的一個例子。在滬港通的安排下，兩地證券市場當然按市場機制運作，兩地政府和監管機構也通力合作，促成在政策和監管上互聯互通。

我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為「適度有為」再做了些闡述：「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政府不應干預，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但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

樓價狂飆是市場失效

甚麼是市場失效？市場失效就是市場的運行不能為社會帶來最大的效益，甚至損害市民利益。舉個例子，房地產是必需品，香港房地產對外地買家有吸引力。外來投資和投機需求增加，供應跟不上，價格飆升，造成社會民生問題，政府就必須實施需求管理。特區政府約三年前提出立法制定通稱的雙辣招，實行港人優先。

我知道在雙辣招問題上，自由黨和我有重大分歧。自由黨在去年底給我的建議書的第十三段，提出要盡快撤銷樓市辣招——「當局應該盡快撤銷……買家印花稅、雙倍從價印花稅和加強版特別印花稅。」去年二月，立法會表決《二○一二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三讀時，自由黨大部分議員（包括鍾國斌議員）投下反對票。

政府須保障港人利益

鍾議員也撰文提到上屆政府提出的醫療產業「不了了之」，他認為是「新任政府不會繼續推行過去政府的政策所致」。醫療可以是產業，但醫療服務的首要對象是香港人，首要目的是香港人的安康，因此前提是要優先照顧本港市民的需要。以三年前仍然困擾香港的孕婦牀位嚴重短缺為例。當時大量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醫院牀位價高者得，香港孕婦除了要競價之外，還一位難求。香港發展醫療產業，應以全港利益為目標，不應因為界別利益而犧牲香港人的利益。我在當選後，正式就任前，便宣布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零配額的新政策。有人會說這是明顯干預醫療市場，但市場運行有違港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時，政府必須有為。

限奶令是另一個例子。

同樣地，旅遊業和零售業僱用大量低技術市民。因此即使產值不及金融業，特區政府仍然應該大力支持，不應任由自生自滅，考慮的不僅是業界利益，更多的是市民就業需要，也就是社會需要。

主動支持新興產業

在產業政策方面，我們亦主動支持和配合一些新興產業，例如高增值航運服務、解決爭議服務、創新及科技、創意產業、知識產權中介服務和現代化農業等。

高增值航運服務包括船舶管理、經紀、租賃、融資到海事保險、法律及仲裁以至船舶支援服務。香港作為內地航運公司「走出去」的跳板和國際航運公司進入中國內地的平台，有條件大力發展高增值航運業務。香港航空融資業務亦極具發展潛力。

知名的仲裁機構如國際商會的國際仲裁院、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及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等，近年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海事仲裁服務有龐大的增長潛力，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在《紐約公約》超過一百五十個締約方的司法管轄區，以及在中國內地和澳門均可執行。

創新和科技，據康乃爾大學編制的「全球創新指數」，在約一百四十個受調查的經濟體中，香港位列頭十個最創新的地方之一。政府通過擴展科學園第三期以便容納更多企業夥伴，又通過推出「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畫」，鼓勵大學師生成立科技初創企業，將科研成果商品化。

由二○○五至二○一二年，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增加值以年均百分之九點四的速度增長，設計業的增加值更增加了兩倍。政府通過支援香港設計中心、擴大設計創業培育計畫等措施來支持產業發展。

知識產權中介服務涵蓋知識產權代理和管理、顧問、法律、解決爭議以至盡職調解等。政府已訂出支援該產業的策略，而貿易發展局的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亦已展示逾二萬五千個知識產權項目，並與來自海外、內地和香港的二十八個夥伴組成策略聯盟。

推動知識產權及農業

政府設立農業園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推動本地農業採用高新科技，和提升整體競爭力，協助市場推廣和建立品牌。政府亦設立五億元「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協助本地漁民在南海發掘新漁業資源及捕魚區、在本港發展可持續的捕魚作業及休閒漁業、推動本地水產養殖業現代化、推廣本地漁產品及產品認證等。

政策層面以外，我和政府團隊在過去三年，努力促進對中國內地和外國的經濟關係，擴大香港的經濟版圖。過去半年，我到過吉隆坡出席東盟領袖論壇，和東盟國家領導人及商界會面，推介香港，並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領導人進行雙邊會談，同時跟進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進度。我亦出訪波士頓、多倫多、芝加哥、上海及武漢，並到南沙、前海和橫琴等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探討香港在各地的發展機會。

促進內地與外國經濟關係

鍾議員曾撰文說：「中港兩地政府在過去十多年來推行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致力建立更緊密經濟合作和融合上做了很多工作，然而實質上能夠從中受惠、打入市場的香港商界、中小企只有少數。」香港的經濟由中小企主導，中小企不得益，香港不可能得益，因此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洽談CEPA和內地省市政府談經貿合作以及與外國政府談自由貿易協定，都沒有忽略中小企。可以說明對中小企重視的例子是香港的專業服務。專業服務業絕大多數是中小企。近年，香港的專業服務業發展迅速，已佔GDP百分之五，比旅遊業不遑多讓，其中一個發展動力是內地市場，十二年來CEPA每年的協議都有將內地巿場向香港專業逐步開放。

今年二月九日，立法會秘書處發表「香港的四大支柱及六大產業：回顧與展望」的《研究簡報》，「與其他支柱行業相比，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的前景應可維持一片樂觀。這是由於內地服務業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能為香港提供商機。此外，香港亦可以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和海外企業拓展內地市場提供平台，從中取得商機。」

各界努力 港經濟溫和增長

過去三年，外圍經濟不景，但香港經濟有溫和增長、通脹受控、全民（包括剛離校青年）就業、政府財政錄得盈餘，利得稅和薪俸稅收益令人滿意，都從側面反映經濟成績及良好的營商環境。此外，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全球投資報告，香港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和輸出都排名第二，流入是一千零三十億美元，僅次於中國內地；輸出是一千四百三十億美元，僅次於美國，香港雖然只是一個城市，但是作為環球及區域的投資樞紐，重要性僅次於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凡此種種，都是全社會，包括特區政府和工商、金融和專業等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

最後，我感謝鍾議員的意見，並希望各界人士能就香港的經濟發展問題，繼續提點特區政府。

原文轉載自《星島日報》 2015年8月25日

原圖：特首網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