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筆者為一通識課程講授有關「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戰略，過程中除了進一步了解「一帶一路」的實質內涵之外，亦發現了「一帶一路」背後所蘊含的文明層面和意味，意識到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角色，實在不只應局限於商貿金融專業性質或甘於當一個融資平台。如把握得宜， 「一帶一路」應可大大增加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分量，藉此扭轉香港未來的地位。

對於「一帶一路」的分析中，與文明有關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 「一帶一路」有助改變中國自身文明，逐步形成由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

（2） 「一帶一路」標誌着中國從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邁進；

（3） 「一帶一路」明確中國同時從陸上和海上走出去，既發揮傳統陸上文明優勢，又推動海洋文明發展，使中國陸海文明協調發展，真正成為陸海兼備的文明型國家。

由此可見，內地也有不少分析人士對「一帶一路」寄予深切期望，希望能夠藉此改變中國的固有文明，為中國文明帶來根本的改變，並從中找出新出路。

港助中國孕育商業海洋全球性文明

從上述幾方面來看，基本上無一不與香港一直以來所擔任的歷史角色息息相關：包括幫助中國與世界接軌，協助中國突破相對狹隘的「天下」觀念，而邁向比較開放的「世界」意識——中國無論是要從地域性文明進化至全球性文明，抑或要補完其海洋文明發展，成為陸海兼備的文明型國家，最直接快捷和有把握的途徑莫過於經由香港吸收及學習。

當然，這裏不是說中國無從靠自己來達至以上改變和進化，可是距離「一帶一路」2021 年的戰略施行期的展開只剩下6 年，在這短時間內不要說改變自身文明，就連能否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和接軌也成問題，所以在利用香港改變其文明之前，中國必須先依賴香港的國際經驗以及能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否則「一帶一路」將可能無以為繼。

換一個角度來看，由於中國文明嚴重滯後，以致對「一帶一路」和國家統一均造成不良影響。比如中國沒有健全法治經常為港人和西方所詬病，這固然是因為國家需要政治與思想的權威，但這種對政治與思想權威的絕對需要，實則上是中國文明還停留在農業文明的明證——只有由農業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帝國，才需要這程度的權威，一旦失去，就會人心渙散，國家分裂，變成一盤散沙（易中天）。

然而，中國現時有很大部分地方已不再是農業社會而逐步邁向商業社會，尤其是「一帶一路」所倚重的骨幹部分幾乎全是工業性和商業性的，可是中國卻尚未能自己孕育出一種商業文明，所以很大程度中國文明之於現今社會和民族需要是一種錯配，在這情况得到矯正之前，急需一種暫時性或替代性的文明來填補這真空，香港明顯可在這方面提供答案。

因此筆者在本欄也曾提出，對於商業化後的中國文明該如何走下去，香港本應可早一步提供答案及啟示——如此香港本該早就可高枕無憂，毋須再多為自己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與地位憂心。即令如此，現在藉着國家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將一切都押注在上面的機會，引起中央對這方面的正視，亦未為晚也。這樣才可扭轉香港目前被動的局面，不僅令香港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未來，更有望從文明發展方面，透過「一帶一路」的推展，掌握中國，甚至歐亞大陸的未來。

隋唐的獨特性與香港模式

可幸的是，中國歷史上也有一個時代與今天的格局與時代需要非常接近的，那就是隋唐。相對於中國的其他朝代，隋唐明顯較開放與開明，因而能創造出具開放性和兼容性的新文明，而大部分史家都認為這實際上與兩朝皇帝帶有異族血統或受異族影響有關。唐太宗在同時期積極經略西域，加強對西域的控制，亦與今天「一帶一路」的情况相似。

經歷了五胡亂華與南北朝三四百年的大分裂時期，最終實現統一的不是漢人、鮮卑人或漢化的鮮卑人，而是鮮卑化的漢人（隋?楊堅），這一點對香港甚有啟示作用。

隋唐在中國歷史上之所以如此獨一無二，很大程度歸因於漢人胡化，受到異族影響，在這大環境下只受個別單一文化影響的漢人或鮮卑人是明顯不利的。如易中天所言，隋之所以成功是做到了「漢胡互化，以漢為主」，以此為方針促成了民族和文化融合。這模式說穿了也就是香港的成功模式——「中西互化，以中為主」、「西化的中國人」（鮮卑化的漢人）。

依照歷史的經驗，只要港人能夠促成大陸形成「中西互化，以中為主」這大環境和大氣候的話，大陸便有條件創造出如隋唐般具開放性和兼容性的新文明，繼而以此富有活力的文明進出西方，把中國文明從地域性文明提升為全球性文明，開創出一個新時代。即使到後來沒有了異族或外來的影響，也能造就出有如宋朝在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巔峰。這該是港人所樂見的。

因此，無論是為了令中國的體系變得更開放包容，使它容得下香港的價值觀，抑或是為了改變中國文明，引領它走上與世界接軌之路，香港也應該繼續實行「中西互化」，並使其成果能夠更容易轉移到大陸去，以促成中國文明的演化，達至對香港最有利的結果。這是香港的機遇，也是中國的機遇。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5年8月22日

原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