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明確提到中央政府有關「愛國者治港」的要求。有關內容一出，在社會立刻引發討論；就上述議題，《港人講地》特地專訪全國政協副主席、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由他為坊間的討論提供權威解讀。到底「愛國者治港」是否新事物？中央要求「愛國者治港」，又是否劃出新的「紅線」去收窄反對派的生存空間？香港的選舉制度是否有必要改革，而香港未來還可普選行政長官嗎？梁振英在這篇專訪中將一一解答。
記者：
「愛國者治港」是否新要求、新事物？
梁振英：
當然不是新事物，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三十多年前已提出「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回頭看實在是高瞻遠矚。過去兩三年，社會上一些人，主要是反對派，指「愛國者」這三個字定義模糊，是不是會「搬弄紅線」。我認為不如這樣說，若認為「愛國者」這三個字的定義不容易界定，那看看什麼是「不愛國者」。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國家的組成部分，包括像香港這樣一個城市、特別行政區，不能夠有不愛國者在管治班子，這是天經地義，而且在全世界來講，這是常規。
香港有什麼「不愛國者」？最簡單例子，2019年6月起，跑去美國華盛頓要求美國政府制裁中國、制裁香港的人絡繹於途，無論你如何界定「愛國者」，這些人都是「不愛國者」，這些人就不能成為管治班子一部分。
記者：
夏寶龍主任特別提到「愛國者治港」，是否在政治上劃下新的「紅線」？
梁振英：
這條「紅線」一直存在，只是過去幾年確實出現令人擔憂的情況，我們過去沒有看過的。譬如說「港獨」思潮、分離主義、去中國化、去中央化的行為。前年7月1日，有人衝入立法會議事廳，除塗污區徽，更在區徽掛上港英殖民地旗幟，這些行為就是衝擊一直存在的「紅線」。
內地從英國手上「收回」香港、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然後通過《基本法》賦予香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下面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兩制」是存在於「一國」之內，香港不能夠有人，更加不能夠在我們的管治班子中，利用「兩制」方便，衝擊「一國」的底線。
事實上，香港有人利用「兩制」的方便去美國，與美國政客勾肩搭背、勾結外國勢力，衝擊「一國」底線。所以「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我們要確保「兩制」中的任何人，不能夠衝擊「一國」底線。
回歸之後有個說法，說中央對香港的看法是「不管」就是「管好」，大過「高度自治」。然而，有人得寸進尺，不只在香港搞，還去內地搞。接下出現的，在香港搞，用漸進式手法切割香港，去中央化、去中國化。
記者：
那麼你認為「一國兩制」的初心是甚麼？
梁振英：
初心值得講，《基本法》諮詢和起草是在80年代下半段，已經30年前。我在1988年做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當時我30多歲，當時不少人跟我說，香港不是政治城市，我們不要搞政治。我們要發展經濟，是經濟城市。我們對中國有貢獻、有價值，可以繼續存在，過鍾意的生活。
記者：
重提「愛國者治港」，是否代表香港的選舉制度需要大改革？
梁振英：
任何一個地方選舉制度，都有自己歷史背景，都有當地社會實際需要。世上沒有一個制度是最好的，問題是若有任何選舉制度選出來的當選人進入管治班子，會對當地社會造成衝擊，這個選舉制度本身就是失敗！如果用今天制度選出特首和議員，成為西方國家的傀儡，衝擊「一國」底線，這樣的選舉制度一定是失敗，這是大的原則，外國亦不是沒有修改選舉制度的例子。
記者：
那是否意味以後沒有反對派的生存空間？
梁振英：
不是的，我看過去兩日，自從財政預算案內容在社會上有風聲出來。財政司司長昨日宣讀後，公民黨、民主黨，還有其他反對黨派，他們出來很正常地，扮演其他社會的黨派的正常角色。正常的反應，陳茂波司長講的內容，他們質疑這樣質疑那樣，說派糖少了，為什麼不這樣等等，這在外國亦是非常正常。但是你說趁提出預算案審議的時候，在立法會「拉布」，導致財政預算案無法通過無法落實。又或者直接用所謂「35+攬炒」，我佔多數優勢，我直接將你否決。同時向特區政府提出與財政預算案完全無關的政治要求，譬如要搞所謂真普選，要搞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普選，這就不是愛國行為，今日而言更是違反《港區國安法》。
所以我們通過很實際的例子，他們批評財政預算案，這是正常的反對派的正常行為。跑去美國要求美國政府制裁中國、制裁香港，這不是正常行為，這是不愛國行為，不能夠加入我們的管治班子。
香港批評的聲音一定會繼續存在，中央不是搞一言堂。希望反對派的朋友能夠反思反省，香港的政治地位是什麼、政治站位是什麼，香港人生活在香港，追求的是什麼。香港這個地方，政治地位不是一個國家，香港的政治是地方層面的政治，為什麼要搞到國家層面、國際層面，是我們自討苦吃！
記者：
未來是否只要大部分香港人揚棄違反《基本法》、去中央化的要求，香港就有機會落實普選？
梁振英：
香港政治制度最終目標是普選產生、由中央政府任命，這是《基本法》清楚列明的。問題是，相當一部分人被反對派主導的意見認為，如果有《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普選就是所謂的「小圈子篩選」、就不是真普選。他們說得很「死」、很「硬」，我看不到他們可以如何「轉身」從那個位置走出來，現階段我自己看不到。
問題不在於，《基本法》算不算數，而是在政治上，這些人如何自己走出來。
記者：
有些意見說，《基本法》亦要與時並進，不應拘泥於《基本法》的內容，應有改變，你如何看這些說法？
梁振英：
這種說法是危險的。我們要想清楚，你說《基本法》內容可以「不算數」，那麼北京亦可以說「不算數」，這是相對的。明明《基本法》寫清楚行政長官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產生，2014年「佔中」時卻說「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特區政府願意落實《基本法》，當時卻有人以「佔中」施壓。
我曾經問「佔中」的人，若公民提名後選出的行政長官，中央不任命，那麼怎麼辦？大部分人都沒有答覆，小部分人說即使《基本法》沒有規定，中央亦必須「尊重」香港民意，這就是去中央化。
普選行政長官是「高度自治」下的權利，西方國家不同城市選出的市長，權力其實非常有限，亦因如此，選出後不需要中央任命。香港行政長官的權力比這些城市的市長都大，因為行政長官由中央政府任命、獲得中央政府的額外授權。如果香港人願意行政長官的權力不需有「高度自治」的權力，我相信北京會很快同意普選。
原圖：港人講地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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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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