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近期焦點所在，除經濟方面，大灣區內11個城市在歷史上同樣血脈相連。講述相關歷史故事的《史檔-區區有故講2-大灣區篇》新書首發分享會今日於灣仔會展舉行，大會邀得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董會主席暨校監劉佩瓊、旭日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楊勳及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趙雨樂教授作主講嘉賓，向一眾歷史愛好者及學生分享大灣區改革變遷的歷史腳步及港人在當中的關鍵作用。梁振英回想自己四十年前已經回到內地貢獻國家，當時香港仍是殖民地年代，很多人都不明白甚麼叫「愛國」，以為他們這批回內地的專業人士一定別有目的；雖然如此，他自己愛國卻是「面不紅，耳不熱」，自己和當年很多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是懷著一顆愛國心，在國家改革開放初期協助規劃作城市規劃及土地使用改革，今日回想起來，那段回憶可說「十分甜」。

本著愛國心北上 動機卻遭人質疑

是次分享會由《圈傳媒》旗下「史檔工作室」主辦，青識教育基金會、香港齊心基金會全力支持，梁振英在活動上分享當年的親身經歷，包括讀書生活、北上義務講課等等回憶。他提到，當年到內地服務的動機受到外界質疑，「當時社會上有很多人體會不到愛國的意思，現今社會還有，不明白什麼叫愛國，引申一點講，1982年國家宣佈要對香港恢復形式主權，很多人不明白」，他表示當時自己支持國家回收主權，更以英國收回福克蘭群島為例，「這是跟英國學的」。他提到香港經過英國百多年管治，故此「愛國教育」的確做得不夠。

當年一班專業人士北上服務，用經驗及知識服務內地，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包括土地改革。梁振英闡述深圳當年首次賣地的歷史時，提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精髓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做到地盡其利。他提到隨之而來的是住房改革，令國家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人民的居住條件比過往有大幅度進步，住房擁有率甚至高過香港，他認為「30年來的改革說明一點：只要方向對，中華民族可以跑得好快。」

愛國「面不紅、耳不熱」

梁振英又提到，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仍然有許多人不明白「愛國」是甚麼，反而他自己愛國卻是「面不紅，耳不熱」；對於深圳土地的使用改革，梁振英表示當時城市土地及集體擁有的農村土地都是國家所有，其後土地的使用改革在內地推行，由無償使用改為有償使用：「30年來，全國人民擁有住房的比率不斷提升，只要方法是對的，中華民族可以跑得很快。」

深圳當年首次「賣地」，的確面對不少挑戰，梁振英稱，記得1979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需要作城市規劃，然面深圳當時無汽車公路，只有一條解放軍使用的巡邏路，當時深圳方面希望將該市規劃成30萬人口的城市，發展至今日，深圳人口已經過千萬，比當初的指標多出三十多倍、GDP為內地城市中最高。目睹深圳的「成長」，他形容為這些回憶「非常甜」。

國民待遇與國民責任

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打下根基，對於現今年輕人北上發展，梁振英勉勵他們要看得長遠，他回想當年排隊過關時拿著講義，一齊排隊過關的有去深圳東莞發展業務的廠商，「老闆夫婦拿著放有半製成品的紅白藍膠袋，打算拿到深圳東莞加工，這些朋友現時已經變成大公司或上市公司老闆」。他向年輕人分享道，「大家有的是青春，青春無價，大家前面的路很長，機會很多，需要看得長遠。另外，我們在香港或全國發展事業，作為中國人的一份子，我們在內地掌握機遇，發展業務，心情及心態應該和外國人有所不同，除了牟取利潤，也希望投身國家發展，投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潮之中」。他希望大家要國民待遇之同時，也思考自己如何履行國民責任。除了自己，也要想想可以為國家做什麼，如果單單只是個人有錢，但「中國不富不強，好難在國際社會有地位」。

當時與梁振英一同北上服務，「四化會」成員之一的劉佩瓊表示，大學年代已經思考自己的身份（Identify ） 和責任（commitment），她認定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香港屬於我們的，殖民地政府只是借了土地和時間。她分享自己過往的親身經歷，指小時候幫家人寄油和舊衣物到上海，當時的中國物資貧乏，使她看到中國需要現代化。

現今大灣區的規劃發展、十三五、CEPA等等，香港有很多朋友提到國民待遇，而梁振英過往長時期在內地為香港人爭取國民待遇，他認為「國民待遇銅錢的另外一邊是國民責任」，大家爭取國民待遇的同時，亦要問問需要承擔什麼責任。

劉佩瓊：當年內地幹部學識不多 但有膽識與願付出 值得學習

身為其中一位首批到內地義務講學的香港人，劉佩瓊將自己在經濟方面的專業知識傳授，到內地協助培訓地方幹部。當時外人看到內地的水平好像較低，上課時會脫鞋、中午休息時睡就枱上，但在她而言這些其實也沒有所謂，重要的是他們不怕辛苦，認真學習，然後學以致用。她舉例指出，當年番禺向銀行借錢建橋，竟然在一年內回本，令整個珠江三角洲紛紛仿效，她指出因此有「路通財通」的說法。對於從地方投資基建下，全靠內地幹部作為「先行者」，帶珠江三角洲急速發展起來。對於這批讀書不多，今日面對高科技發展毫不遜色，而且膽量、膽識、艱苦學習、投入過人的地方幹部，她深感佩服，又認為香港和內地應多多以史為鑑、互相學習。

80年代劉佩瓊獲委任為廣東省人大代表，是香港學術界的第一人。縱然有人提醒她，她或會因此而失去了在殖民政府工作的機會，但她認為能夠在中國的議會工作才是莫大榮幸。

愛國工業家楊氏兄弟 內地首設「三來一補廠」救活廣東經濟

改革開放發展的大潮中少不了工商界的貢獻，旭日集團的「牛仔褲大王」楊釗與楊勳兩兄弟是內地首間「三來一補」企業的創辦人。面對當時要人才無人才、要資金無資金、要技術無技術的情況下，他們仍然敢於進入內地發展，楊勳分享當時的創業經驗，提到兄長楊釗由打工仔變成旭日的老闆，之後希望利用東南亞的經驗，回到內地設廠。當時習仲勛主政廣東，當地百廢待興，而楊釗兄弟希望到內地設廠，所以與相關官員探討可行性。楊勳記得當時廣東無原料、無配料、無技術，不過他相信「有廠有人便可」，但這涉及海關和投資資產的歸屬，因而用三分之一的加工費償還款項，帶動「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的發展模式。

楊釗兄弟在內地出生，梁振英問楊勳當年兩人如何來港，楊勳不諱言，當年從鹽田港足足游水游了六個半小時才抵達。梁振英讚他為「愛國企業家」，並指出「高舉愛國這兩個字，我們面不紅，心不跳」。

趙雨樂：香港在大灣區要做領頭羊 香港人要有自信

除了經濟方面的分享，趙雨樂教授從文化絕對切入，更多次讚賞史檔工作室，認為《區區有故講 – 大灣區篇》非常「過癮」，又認為書中以文化作為切入好處合適，「文化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包括衣食住行、宗教信抑、宗親觀念、地緣關係、人文精神，將所有的事放在一起，你會發現這書讓人看得很開心，讓你每件事都知多一點。」他認為歷史就像一個駕着車高速前進的人，看著歷史倒後境，全景會看得更透切。

趙雨樂提到，我們看香港歷史是很多活在一個自以為是的香港地區，一個「大香港」的觀念，「因為觀點與角度太過專注香港，巿時忽略了周邊與你一同成長的關係。」他指出，香港現在面對最大的挑戰不是資訊，我們不缺乏大數據，但我們有時不太清楚自己的優點，少了自信。我們不是要自吹自擂，但在大灣區發展中不應只是其中一個城巿，而要發揮做領頭羊的角色，作為走出去的城巿，懷著謙卑的心，認清自己的優勢，積極拓展與鄰近城巿的關係。

對於香港在大灣區的作用及定位，梁振英認為年輕人要突破思想框框，不要受深圳河一河之隔而被局限，「大家舞台應該大一點，多去大灣區走走」，更認為「過去重要，未來更重要」。楊勳提到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歷史是由每一個人所組成，我們每個人做好自己，「不為社會添麻煩」，我們的社會已經會很好。